作者：蒋莉君-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援鄂医生
今天我去主持了方舱医护第一次团体，有个护士老师说自己到方舱后从事感控消杀的工作（督促别的老师脱防护服，以免被病毒感染），由于工作压力和憋闷的工作环境，第一天就觉得心跳加快，“人都快死了的感觉”。后来出舱后就感觉好了，但是一想起进舱后的憋闷，就总感觉心跳加快，控制不住要去数脉搏。该护士老师就问我像这种情况是否自己情绪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后来有很多的护士老师都说他们也有类似的状况，有的人甚至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善，而且有文章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表现为一点一点的窒息而亡，所以他们都担心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去了。我认为影响心理状态的因素多而复杂，我想把这个问题具体化，通俗化，所以举例说明。
就拿我自己来说，03年非典的时候，我还在医院实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突然在学校门口不能轻易的进出了。大家突然不怎么串门，但好在学校能上网。非典在03年4月份突然烟消云散。似乎那段时间里，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没有太多的改变，并觉得受到太大的影响。
08年汶川大地震，那时候在研究生阶段，就去急诊科分诊台当志愿者，当时一下子来了很多患者，按照以往的工作经历，我非常担心大家在排队做检查这件事情上会有抱怨。但是，非常意外的是他们都非常配合。他们觉得苦难对于还活着的人应该是一种幸运，非常感激来帮助自己的的人，作为医务人员来讲，能帮助到别人，再苦再累也值得，价值感油然而生。
2020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的感受却不同。到了武汉以后，我被安排在方舱工作，方舱是收治相对比较轻的患者的地方，相对来说，气氛没有在重症病房那么压抑。有的恢复得不错的患者甚至还带着大家跳舞。但还是有患者不安全感非常强烈，担心自己恢复状况，担心自己的家人会被感染后“抓到”医院隔离，还有的患者爱人去世了，每天查房的时候蜷缩在一角，我们试图接近，患者让我们不要去管他，认为我们心理医生就是陪她说话，又不能改变事实，对她毫无帮助，他就想一个人静一静。所以，我深切体会到此次疫情当中自己的心理救援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都会比以往要大得多。
之所以讲述以上的三种情况，是因为在以上三种情况下，我的感受是有不同的。分别为1.来势汹汹，却影响不大；2.累，但有价值感；3.不安全感强烈，创伤大。显然，我的情绪也会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发生改变。类似的经历在以往的心理咨询中也经常出现，因为我们有许多机会接触不同年龄不同状态的人，看到很多生与死的苦难，咨询工作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去了解他们的精神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觉察到他们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同时也会对咨询师本身造成影响。在接受督导时，老师曾经提醒我们，心理咨询工作能长期良性进行下去的前提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要了解，要懂得保护我们自己，换言之，要自己稳定下来才能有能力去帮助到别人。
具体到这位护士，她的情况是由于第一天工作量比较大，除了进出舱人员的防护监控外，还要负责脱下防护服后产生的污染垃圾的收集，当她在第一天独自完成了对进入方舱工作的90余人的感控监督并收集整理了10包垃圾，并顺带做了垃圾搬运的工作，本来就略显瘦弱她明显感到体力透支。尽管第二天就将该工作岗位调整到2个人，情况有好转。但她一想到第一天体力消耗后的憋闷，就会出现呼吸急促，并不由自主地数脉搏。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机制，我认为是她对第一天的工作状态有了应激反应（创伤性事件的情景或者当时的心理感受，反复出现在意识里或者梦境里，任何与创伤体验有关的情景均可诱发，患者因此回避各种与创伤有关的人或事，情感可表现为麻木状态，常存在心动过速，出汗，面红等自主神经症状），但是否后期转变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我们就需要观察了。当她讲述“担心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去了”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焦虑（过多担心，比如惊恐不安，无法冷静，心悸、气促等）。
在这次团体治疗中，我们欣慰地发现有医护人员在重视自己的感受，正视自己的情绪，并请求我们的专业援助。现在方舱的患者慢慢在减少，第一步救命的工作逐渐告了一个段落。医务人员也有闲下来的时间了，这时候医务人员们可以趁这段时间正视他们自己在特殊的疫情期间的情绪变化，以真正达到全身心的修整。
最后，我再关切却很严肃地问一句，亲爱的逆行者们，在帮助了别人之后，是否真正做到了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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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莉君-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援鄂医生（本文作者）
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师，博士，国家二级心理治疗师， 长期从事一线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编辑：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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