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确诊病例数呈现出数倍的增长趋势。这一流行病学现象引发了公众与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甚至催生了诸如特定环境毒素暴露或免疫接种致病等未经证实的猜测。如何从生物学本质出发，阐明表型确诊率攀升背后的底层驱动力，一直是神经发育学与临床精神病学领域争论的核心。
近日，一项发表在精神病学学术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JAMA Psychiatry）上的多国联合大规模跨周期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分子遗传学层面的合理解释。研究表明，尽管确诊病例数急剧增加，但新近确诊患者体内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s, PRSs）在过去二十年间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这一生物学特征表明，表型诊断阈值的下移与社会认知度的提升，而非人群整体遗传负荷的加重或环境因素的恶化，是导致发病率攀升的核心驱动力。
为了从分子组学层面解析确诊趋势的演变，研究团队系统调取了丹麦国家大样本队列中，在1994年至16年间被确诊为ASD或ADHD的37,000多名患者的基因组数据。利用基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衍生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工具，研究人员定量评估了每一位受试者对特定精神疾病的遗传易感性累积效应，并通过统计学模型追踪了患者遗传风险谱系随确诊年份推移的动态演变趋势。
分析结果显示，以每10年为一个观测周期，新近确诊的ASD和ADHD患者的平均多基因风险评分均出现了连续的梯度下降。虽然当前被确诊的患者其遗传易感性依然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基线，但其体内携带的典型致病遗传负荷已远没有二十年前确诊的患者那样显性与沉重。
更具交叉预后价值的是，新近确诊的ASD或ADHD患者不仅本疾病的PRS有所下降，其体内携带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以及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等其他重大精神疾患的遗传风险评分也同步呈现出普适性的走低趋势。
为了阐明这一遗传风险“不升反降”背后的临床病理学机制，研究团队构建了三种假设模型进行仿真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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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与不典型症状的广泛纳入（诊断阈值下沉）：过去40年间，国际精神医学界对上述两种疾病的临床定义进行了大幅修正与拓宽，使其从传统的“儿童期限制性疾病”转变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神经发育障碍。诊断边界的下沉使得大量过去无法达到确诊门槛的轻症（Milder forms）群体在今天被识别。这一模型的预测轨迹与实际观测到的PRS逐年递减特征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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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诊断或表型异质性导致的错分（Misclassification）：若确诊率上升是由临床误诊或边界重叠导致，则新近患者体内其他相关精神疾病的遗传风险评分应当呈现代偿性上升。但数据表明其他精神疾病风险谱系全面下降，直接否定了误诊或交叉错分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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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漏诊人群的单纯筛查补录：若确诊激增仅是因为医疗筛查手段进步，抓住了原本就符合严格标准的漏网重症患者，则新发人群的平均遗传风险应当与历史重症患者持平。这一假设同样与PRS随时间显著下降的随访事实相悖。
基于上述遗传学与统计学双重论证，研究人员指出，临床诊断标准的演变以及社会各界对神经发育多样性认知的提升，是导致这两种疾病确诊病例激增的根本原因。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将发病率上升归咎于单一环境污染、生活方式突变或免疫接种副作用的叙事。
该研究从大规模多中心遗传学队列的视角，将关于ASD与ADHD的科学探讨引向了更深层次的临床制度审视。它促使医学界与社会学界重新思考“过度诊断（Overdiagnosis）”与“边缘人群迟到认可（Long-overdue recognition）”之间的平衡，并重新评估人类行为与神经发育的个体差异中，究竟哪一部分属于病理性的发育障碍，哪一部分应当被归为多基因遗传网络驱动下的正常变异（Normal variation）。
参考文献：Sonja LaBianca et al, Changes 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to ASD and ADHD by Year of Diagnosis, JAMA Psychiatry (2026). 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6.1450
编辑：王洪
排版：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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