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疫苗诞生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可能你只是偶尔听过它的名字，可能印象中它只是在遥远的非洲，可能它永远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你应该知道是谁在捍卫眼前的这些和平美好，知道它原本会有多可怕，而为战胜它人们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2014年2月，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大爆发。第一次爆发始于几内亚境内，造成80人感染，其中59人死亡。4月始，疫情迅速蔓延至临近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国，8月8日，世卫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有报告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都应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9月，埃博拉病毒跨过大西洋和地中海分别抵达北美洲和欧洲，很快，美国和西班牙相继报道出现感染者。12月17日，世卫组织报告，在疫情肆虐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三国，感染病例达19031人，其中7373人死亡，此次疫情爆发是自1976年以来埃博拉病毒首次超出边远的丛林村庄蔓延至人口密集城市，其造成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并处于不断恶化之中。
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地区分布
“埃博拉”是刚果（金）（旧称扎伊尔）北部的一条河流的名字。1976年，一种不知名的病毒光顾这里，疯狂虐杀“埃博拉”河沿岸55个村庄的百姓，致使数百生灵涂炭，“埃博拉病毒”也因此得名。
埃博拉病毒属丝状病毒科烈性传染病病毒，潜伏期为2-21天，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生物危害等级最高，相较之下，艾滋病和SARS为3级），能引起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EBHF）——目前世界已知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临床患者可出现高热、头痛、喉咙痛、关节痛等全身中毒症状，继之出现严重呕吐、腹泻。可在 24～48 小时内发生凝血功能障碍与血小板减少症，从而导致鼻腔或口腔内出血，伴随皮肤出血性水泡。在 3～5 天内，出现肾功能衰竭，并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伴随明显的体液流失，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
埃博拉病毒结构形态
疫苗，有没有一种疫苗可以有效的阻止疾病的传播、挽救人们的生命。
2014年，全球数个援助机构及国际组织，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欧洲联盟委员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疫情未波及的英国、法国、加拿大、古巴、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纷纷投入疫情的支援工作中，并展开大量的疫苗研究。
经过数年的试验、验证、测试、改进，2019年11月11日，全球首款正式获批上市的埃博拉疫苗Ervebo诞生——欧盟委员会宣布批准Ervebo用于对18岁及以上的个人进行主动免疫，以预防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病毒病（EVD）。12月21日，FDA在美国也批准了Ervebo的上市。
但事实上，Ervebo的研究初始远远早于2014年，那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
马尔堡-耶鲁-温尼伯
就像很多的科学突破一样，埃博拉疫苗的诞生始于一个绝妙的灵感和一次被上天眷顾的机遇。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967年秋，西德马尔堡、法兰克福和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几所医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同时暴发了一种严重出血热，31人发病，其中7人死亡，经调查，爆发源头为感染了从非洲乌干达进口的一种用来研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带病毒猴，马尔堡病毒因此得名。
马尔堡病毒结构形态
马尔堡病毒是第一种被发现的丝状病毒，其后9年，1976年，埃博拉病毒也被发现。
1980年左右，一位名叫Hans-Dieter Klenk的科学家来到马尔堡，领导菲律宾大学在该地区分校的病毒学研究所，当时那里还没有针对马尔堡病毒或埃博拉病毒展开的研究，Klenk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他问他的学生Heinz Feldmann是想继续研究流感病毒，还是转而研究马尔堡病毒这样的丝状病毒。Feldmann很快便答应，开始了丝状病毒的研究。
1990年前后，美国耶鲁大学的科学家John Jack Rose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将一种名为水疱性口炎病毒(VSV)的家畜病毒用作疫苗递送系统。VSV自然感染牛、马、猪等家畜，也可以感染人，出现流感样症状，但无严重威胁，同时，人体免疫系统对VSV的反应非常迅速，可在短时间内诱导产生惊人的高水平抗体。
Rose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尝试了大约6年的时间，试图将其他病毒的基因装入VSV中，但始终在关键地方卡壳，期间，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退出了研究，她断定这项工作永远不会有结果。
1994年，Rose听说德国的研究人员使用狂犬病病毒取得了成功，于是他利用德国研究人员的方法在几个月内改良了VSV病毒。为验证该方法有效性，Rose的团队在VSV中加入了一种流感病毒蛋白，并注射到老鼠体内，实验结果证明，中和抗体的反应非常快，注射一剂之后，小鼠就得到了完全的保护。
后续，Rose和其他科学家们使用VSV作为骨架，分别用禽流感、麻疹、SARS、寨卡病毒和其他病原体做了试验，都能起效，但埃博拉病毒属于生物危害等级最高级别，没有相匹配的高度安全的实验室就无法对它进行研究，因而埃博拉相关的重组病毒疫苗研究被搁置。不过尽管如此，Rose认为，从理论上讲，VSV埃博拉疫苗将同样有效。
后来，耶鲁大学为Rose的VSV结构申请了专利，并将其授权给了美国惠氏制药公司。
Rose与全球至少100个实验室共享了他的VSV载体，包括德国马尔堡。
利用Rose的VSV载体结构，Klenk的团队将埃博拉病毒基因包装入VSV中以研究单个的埃博拉病毒基因，这在比通常进行埃博拉病毒研究所需的生物安全等级要低，并且更安全、快捷而便宜，极大的方便了研究工作。
最初，研究人员使用了埃博拉病毒GP蛋白替换VSV的G蛋白获得重组VSV，后来又使用马尔堡病毒的G蛋白制备了重组VSV。这样的重组VSV是否可以用来制成埃博拉或马尔堡疫苗，研究人员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但当时Klenk的研究团队没有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来进行相关的动物实验，因而也无法验证。
不过，同一时期，大西洋彼岸的加拿大政府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国家级微生物实验室——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其中就包括了可以用来研究埃博拉病毒所需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BSL4），正好Feldmann被聘请去领导那里的特殊病原体小组。
当Feldmann于1999年离开德国时，他向他的导师Klenk征询意见，是否可以带着VSV结构一同前往加拿大，以继续相关的研究工作。Klenk同意了。
埃博拉疫苗最初的原型便飘洋过海去往了大洋彼岸进行更一步的研究和验证。许多年以后，人们习惯以“加拿大疫苗”来称呼它，但毫无疑问，它也起源于德国马尔堡。
经典动物实验
到温尼伯之后，一次偶然，Feldmann和他的朋友Tom Geisbert听了时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主任Gary Nabel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演讲，Nabel认为糖蛋白是埃博拉病毒在感染动物和人类时造成严重损害的原因。
但Feldmann和Geisbert认为Nabel是错的，他们可以用VSV结构来证明这一点。
Feldmann的研究团队用含有埃博拉糖蛋白的VSV病毒（rVSV-ZEBOV）感染小鼠，如果Nabel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接触到这种蛋白将对小鼠造成极大伤害，然而实验结果是，小鼠们并没有出现埃博拉感染症状。作为对照，研究人员进行了另外一组实验，直接用埃博拉病毒感染小鼠，结果此前感染了rVSV-ZEBOV的小鼠都得到了完全保护，而未受其提前感染的小鼠全部死亡。小鼠实验结果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
研究人员分别将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EBOV),、马尔堡病毒(MARV)、拉沙病毒(LASV)的糖蛋白插入VSV。
图片来源：Nature
这基本上就是疫苗项目的正式开始。
但温尼伯当时面临着更紧迫的问题。2003年，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也就是后来的SARS，在中国爆发，一路蔓延扩散到香港、越南、新加坡等地，并从东南亚传播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和广泛关注。Feldmann所在的特殊病原体小组也参与了SARS的疫情控制工作，全力投入到病原体的确定和控制的研究中，有关埃博拉病毒等的其他工作便被暂时搁置了。
后来，Geisbert他们又在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人类感染埃博拉病毒情况的最佳动物模型）身上进行了实验，结果与小鼠实验一样，事先接触rVSV-ZEBOV的猴子在本应是致命的埃博拉感染中幸存了下来。2005年，相关的研究发表在了《自然医学》杂志上。
停滞的研发
人们突然发现，携带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的改良VSV载体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可以用来制作对抗埃博拉的有效疫苗。
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事实上，在日后的疫苗开发过程中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将这一研究转变为有效疫苗的过程有多么艰难，艰难到几乎就此停滞，永不再前。
疫苗的开发成本一般在10亿美元左右。彼时距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发还有近10年，在此之前，自1976至2015年，埃博拉病毒在它被发现后的约30年时间里，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1300例，主要集中在刚果、加蓬、苏丹等几个非洲小国家，几乎没有药企愿意花费巨额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一种仅仅只是偶尔在非洲贫困国家爆发的疾病中。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
数据来源：世卫组织 制表：医谷
进一步的验证、测试受到了巨大的阻碍，Feldmann对研制出这种疫苗几乎已不抱希望。
2008年，Feldmann离开温尼伯，去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位于蒙大拿州汉密尔顿市的落基山实验室，成为了那里的病毒学项目负责人。
一场意外
2009年3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局面。
一名德国研究人员在做小鼠实验时，不小心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器针管刺伤了手指，针穿过三层手套扎破了她的手，虽然没有出血，但皮肤上的穿刺点清晰可见。汉堡大学医学中心的传染病专家联系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寻求帮助。
第一次电话会议于3月12日晚举行，第二次是在3月13日，来自汉密尔顿国家卫生研究院病毒学实验室、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加拿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殊病原体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的专家们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该为她注射rVSV-ZEBOV疫苗。相关的动物实验表明，即使是在暴露48小时后给药也能极大的提高感染者存活率，尽管在人类身上能否达到类似的效果尚不清楚，但眼下别无他法。
装有疫苗的包裹在第一个会议结束后从加拿大发出，3月14日上午抵达汉堡。这名研究员在事故发生约48小时后，接种了疫苗。
患者当时接种的VSV疫苗的基本研究情况 表格来源：《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用药当天没有观察到到局部或全身的不良反应，第2天，这名研究员开始出现发烧和肌肉疼痛，这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被激活发挥作用，也可能是埃博拉感染后出现的第一个症状。医生们无法判断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前者还是后者，便将她转移到了特定的生物隔离治疗间。在后面的几天，发热症状逐渐消退，其他体征也逐渐恢复正常，且没有出现明显的可以确认埃博拉感染的指标或症状。第21天，这名研究员身体恢复，平安出院。
在3周的观察期间，该研究员的临床、生化和病毒学参数。图表来源：《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不过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疫苗起效阻止了病毒的感染，还是这名研究员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感染到？Feldmann和其他专家更倾向于后者。
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在人身上使用rVSV-ZEBOV疫苗不会出现任何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一事实为后来埃博拉疫苗的人体研究试验打下了基础。
200万美元资助和Judie Alimonti
一件科技成果的诞生，资金，人，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两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Ervebo将永远不会诞生。
关注点回到加拿大。2010年前后，温尼伯实验室得到了一笔由加拿大一个打击生物恐怖主义的国防项目提供的200万美元资金补助，这笔补助虽然对于整个科研所需花费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来之不易。要知道，Feldmann曾多次向美国政府机构申请研发资金，但一再遭到拒绝。
事实上，整个特殊病原体项目一直是政府精打细算、节省开支的对象之一。时任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科学主任的Frank Plummer在每年（2000年-2014年）申报预算时总要被质问，为什么加拿大需要花费财力和人力来研究像埃博拉这样的病原体。Plummer总是要不停的为此辩护、为此争取经费。
有了资金补助后，研究人员计划请德国合同制造商IDT Biologika来生产疫苗，但温尼伯实验室必须先制备出原材料。这项工作艰难繁重而枯燥，一日复一日，它落在了Judie Alimonti身上。
2005年，Alimonti开始在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工作，2010年-2015年期间，她担任埃博拉疫苗项目负责人。Alimonti必须开发出一种检测方法，以证明交给IDT的原材料中不含任何可能污染产品的微生物和杂质。当IDT生产出疫苗后，也会将小瓶的疫苗运回给Alimonti进行测试。
Alimonti的生活全部围绕着埃博拉疫苗展开，全身心地投入，有时会在半夜接到电话前往实验室，她大部分的工作集中在确保疫苗具有足够高的质量，以便在需要时可以进行使用。
如果没有Alimonti，很难想象会有GMP级别的疫苗。它的高质量标准是世卫组织在后来的西非疫情爆发时选用rVSV-ZEBOV进行历史性临床试验的重要原因。开发原材料耗时漫长，临时准备根本来不及，当疫情爆发的时候，如果不是IDT手中已经有了可用于生产大量疫苗的高质量原始材料，温尼伯实验室的埃博拉疫苗几乎肯定会错过疫苗测试的机会，也就不会有后面Ervebo的诞生、获批了。
2017年Alimonti因癌症去世，她是埃博拉疫苗的幕后英雄。
基础工作完善之后，温尼伯实验室与大大小小各种制药公司进行了商谈，希望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当时对此唯一感兴趣的是一家名为BioProtection Systems Corp.的小公司（NewLink Genetics的子公司），不过并不是出于对埃博拉病毒或者是传染病疫苗平台的兴趣。BioProtection当时正在寻找资产来增加投资组合，以便更容易获得资金去进行其他感兴趣工作。对BioProtection来说，与温尼伯的合作只是一个商业决定。
交易的金额很便宜。
2011年10月，双方达成协议， NewLink向加拿大政府（疫苗专利的官方持有者）支付约15.6万美元(几年后的一项修正案将把这一数额提高到大约36万美元)，以购买其开发的所有产品，加拿大政府也将从其营收中获得一定报酬，尽管事实上大家从未期望它能带来多少收入。
BioProtection后来被Lumos Pharma公司收购，它从未推动过埃博拉疫苗的开发。
不管当年的科学家们出于什么意愿和志向，承载了怎样的希望，彼时它都只不过是一个科学想法，被束之高阁，蒙上尘埃。
疫情大爆发
然后，时间到了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
这场疫情很可能始于2013年底，就像它的罪魁祸首——埃博拉病毒一样，不动声色的潜伏着，直到2014年春才猛然的爆发出来。刚开始，人们以为患病者只是感染了疟疾（两者初期的症状很相似，而疟疾也是非洲地区的另一大疾病）或其他疾病，随后，医务人员也出现了感染，最终，人们确定，埃博拉病毒爆发了。
2014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几内亚东南部爆发了一场“迅速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造成49人感染，29人死亡，第二天这个数字就几乎增加了一倍：86人感染，59人死亡。
在那一周结束之前，几内亚首都报告了感染病例，埃博拉病毒首次从边野地区蔓延到城市，并在随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扫荡了周边临国并一路席卷到欧美。
随着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的迅速蔓延恶化，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特殊病原体部门负责人Gary Kobinger联系了世卫组织，希望能将该实验室的疫苗投入使用，也许可以阻止疫情的发展，但世卫组织认为疫苗还不够成熟，无法在人体使用，因而拒绝了这一提议。几周后，葛兰素史克也向世卫组织提出了使用其自研疫苗的申请，也被拒绝了。
当时，除了世卫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欧洲联盟委员会等国际援助机构，无国界医生组织（MSF）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MSF一直在向世卫组织和其他机构强调，西非当地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急需采取措施。
Kobinger找到MSF的埃博拉专家Armand Sprecher，他知道Sprecher是VSV疫苗的坚定支持者。在Sprecher的推动下，MSF开始推动VSV疫苗的使用。
2014年8月8日，世卫组织宣布此次疫情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几天后，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向该机构捐赠疫苗。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也是一个艰难抉择的时刻。疫苗安全吗?合适的剂量是多少?在流行病大爆发的情况下如何妥善的进行人体试验?摆在世卫专家面前的难题亟待解决。
人们普遍认为，向非洲埃博拉患者提供从未给人使用过的药物是不道德的，同时，非洲地区经常会出现临床保障措缺失的情况，此外，1996年那场导致11名儿童死亡、大量儿童失聪的辉瑞脑膜炎药物事件，也是非洲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1996年，非洲地区爆发大规模脑膜炎，辉瑞公司在尼日利亚卡诺地区进行了据称对治疗脑膜炎有显着疗效的特洛芬新药的试验，大约200名儿童接受了试验。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但后来尼日利亚发现，辉瑞的特洛芬测试导致11名儿童死亡，并且有大量儿童因此而失聪。辉瑞当时回应，死亡及失聪均是由脑膜炎造成，与公司的新药测试无关。）
人体临床试验
然而疫情的规模不断扩大，世卫组织召开紧急会议，鉴于埃博拉病毒带来的巨大威胁和恶劣影响，最终得出结论，尝试使用实验性疫苗和疗法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但是，必须首先展开安全性评估临床试验并确定出适用的剂量。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RAIR)的研究人员开始进行一期试验，确定出疫苗的合适剂量。试验招募了健康志愿者，首先测试rVSV-ZEBOV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是否会引发保护性免疫反应。其他的几项一期试验也分别在瑞士、德国、加蓬和肯尼亚展开。
而rVSV-ZEBOV疫苗的持有者——NewLink公司此前从未进行过一项临床试验，毫无经验，因而当世卫组织宣布要在非洲进行临床试验时，他们完全不知所措。
很明显，NewLink不具备相应的专业度和能力来承担这项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其他机构需要寻找一家更有经验的制药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潜在的候选人并不多。几个有相关疫苗开发经验的大型药企中，赛诺菲没有合作意向，诺华也在当年早些时候将疫苗部门出售给了葛兰素史克，而葛兰素史克正在加紧试验自己的实验性埃博拉疫苗，强生的疫苗部门杨森虽然也在研发埃博拉疫苗，但进展太慢。最终，专家组选定了默克公司，它有生产与VSV疫苗类似的疫苗生产经验和相应的专业度，了解如何规模化量产、如何管理整个规模化过程。
2014年的秋天，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人心惶惶，有关NewLink和默克谈判的传言没完没了，谈判似乎就要永远这么进行下去，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难忍。
但事实上对比一般的医药交易，这一次的进展已经非常迅速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事件的紧迫性。2014年11月24日，默克和NewLink达成协议，默克将向NewLink支付5000万美元的以研究、开发、制备、分销疫苗。
随后，NIH和WRAIR的研究人员也就疫苗的合适剂量达成一致。
惊人的发现
但在此时，Kobinger在一期试验使用的疫苗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问题——疫苗的一个关键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最早的动物实验———即2004年Feldmann团队发现rVSV-ZEBOV疫苗可以使小鼠免于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的是名为Mayinga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GP蛋白，但在10年后的一期试验中，疫苗结构中的GP蛋白却来自另一种扎伊尔埃博拉病毒。
Kobinger发现，当年Alimonti根据一位导师的说明使用了不同的GP蛋白——现在在人体测试的疫苗与在当年在动物身上进行过彻底研究的疫苗并不是同一种。
Kobinger联系了Feldmann，从科学的角度来看，Feldmann认为这种改变不会对疫苗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但从监管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很重要。Kobinger很快给FDA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知这一变化，不过并没有收到回复。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已经展开了，相关的数据结果可能证明了这一变化并无影响。
不过以防万一，Kobinger还是紧急运送了一批疫苗到蒙大拿州，这样Feldmann就可以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测试，以确保这种改变不会影响疫苗的功效。事实证明，并没有影响。
100%有效
当进行临床I、II期试验的研究人员着手进行数据分析时，另外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着手准备关键性的III期临床。早期的试验是为了确定疫苗是否安全，第三阶的试验段将告诉世界它是否真的有效。
NIH与利比里亚达成协议，将同时对葛兰素史克的疫苗和默克收购的VSV疫苗进行测试，同时，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将在塞拉利昂对这两种疫苗进行测试。几内亚政府在MSF的帮助下也展开了试验。
医务人员采用了环围接种策略，对已知与埃博拉确认感染者存有接触的人员，以及接触者的接触者进行疫苗的接种，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潜在感染者并阻止病毒传播。
随着试验的进展，相关的数据表明疫苗开始起作用，曾出现顽固传播的社区不再产生病例。2014-2016年在几内亚进行的一项随机分组疫苗接种研究中，3537名实验室确诊的埃博拉患者的接触者，以及接触者的接触者接受了“立即”或“21天延迟”的疫苗接种。
通过对2108名立即接种组和1429名延迟接种组的病例比较，研究人员确定疫苗对出现症状未超过10天的患者100%有效。在“立即”分组中，未观察到埃博拉感染发作，而在“21天延迟”分组中，观察到10例发病病例。
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正式得出结论，疫苗起作用了，并建议医务人员尽快为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人接种疫苗。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完成了从首个人体剂量研究到三期药效研究的全阶段试验。2015年7月31日，相关试验结果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
争论与获批
尽管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某些地区却几乎立即引发了强烈反应。适应性设计研究是否足以证明默克公司的疫苗达到了有效疫苗的标准，这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诋毁者宣称， “这不是一项正式的研究“、“这只是一个随机对照试验”……
试验方法和研究结果都受到了批评。2017年春天，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发布了一份关于在疾病爆发期间开展研究的报告，对该试验的开展方式及其结果提出了质疑。在试验中，疫苗被发现是100%有效的，但是参加的人数毕竟有限。
尽管如此，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HHS）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及发展管理局（BARDA）仍然支持继续疫苗的研究，在西非疫情期间，BARDA大约资助了1.75亿美元用于疫苗的生产和默克公司在德国的疫苗生产设施的验证。
2018年春，当埃博拉病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省爆发时，该国同意根据一项“人道使用”协议使用疫苗，宣布8天后，疫苗接种开始，自那时以来，已有超过26万人接种了疫苗。
2019年11月11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批准Ervebo用于对18岁或18岁以上的个人进行主动免疫，以预防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病毒病（EVD），全球首款正式获批上市的埃博拉疫苗诞生。12月21日，FDA在美国也批准了Ervebo的上市。
结语
除了已获批的埃博拉疫苗Ervebo，2019年8月，科学家最终确定出了两种能够显着降低埃博拉病毒病死亡率的药物——mAb114和REGN-EB3，这两种抗体疗法可将受试者的生存率提高到70%。
现在，我们有了预防性疫苗和对抗治疗的药物，这是人类对抗埃博拉里程上的重大进步，更是一项建立在全球多个国家无数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几十年默默无闻、辛苦付出基础之上的壮举，它确保了未来埃博拉疫情爆发时，我们有所准备。
来源：医谷
参考文献
《History credits this man with discovering Ebola on his own. History is wrong》
《Obit: Judie Alimonti was one of Canada’s unsung scientific hero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Ethicists: Should We Use Experimental Ebola Drugs?》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本文系作者 @TIMEDOO 原创发布在 肽度TIMEDOO。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